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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的行为亦不例外。
……对主要纠纷事实复杂、争议较大的纠纷，实行庭式调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
此后，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不断被解释和扩展。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然而，在一个组织领域里的制度遵从（institutional conformity）并不意味着它将渗入组织的各个方面。[69]正式吸收是指公开地吸收某种元素。（二）地方试点主义（experimentalism points） 正如德国Heilmann教授论及的那样，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是起源于地方试点（experimental points）,这些试点由各个地方主导，并且通常获得高层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支持。
与制度化建设同步发展的是同构主义。各地的立法在此问题上也高度一致。如何处理研究主体与对象的价值意义错位，是突破西方标准与中国标准的关键。
经济愈发展，社会关系就愈是复杂，法繁不可避免。为了建立正确的法制史评价系统，既要明确自身的价值评价标准，又要切忌脱离历史在真空中进行评价。进步与落后的相对性，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都是我们在进行评价时不容忽视的内容。此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儒学学说之体现，反映了三代之盛，致于刑措的儒学价值追求。
如此，正确的法制史评价系统才‘有建立的可能。[8]对文化的真正解释工作，或者说民族志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深描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前所述，中国学者对某一制度、某一规范进行价值评价时，儒学价值标准总是如影随形，使其丧失对事物的正常判断能力。它与西方法治观念有较大的差异，在西方以人权为基础的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局限性已经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格尔茨天才地用四种眨眼来说明他的深描概念，a．无意的抽动，抽动眼皮b．向密友投去的暗号，眨眼示意c．对眨眼示意的恶作剧模仿d．小丑在舞台上表演眨眼示意。总之，在评价历史的法制观念时，首先要明确自身的价值评价标准，同时，切忌脱离历史在真空中进行评价。
在意识深处无视儒学价值评价标准的根深蒂固引起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2]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观念，没有一个特征是所有家族的成员共有的，但所有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再从经验的层次来说，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都是近代化的普遍性元素，从家族类似的观念加以解读，没有一个特定的元素，比如民主是所有近代化家族成员共同具备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近代化家庭的成员，都有彼此类似的特征，具有普遍性的性格。在当时，若是人民深觉刑酷之苦，明朝基业恐怕也不长久。试图作出纯理性的客观判断几乎是不可能。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社会上的显学逐渐为西学体系，但实际上许多现代学者的价值标准都自觉、不自觉地被传统文化所决定，反映出与两千年来的古人相同的文化取向，有的还形成了相同的价值判断。当然，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的先进性不容怀疑，但是，普遍价值性并不代表它在任何地域存在样式的普遍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马林诺夫斯基日记在他逝世后被发表，给人类学界带来了一场有关学科品格的大争论。可能正是因为这样，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反倒显得比较客观公允，因为他们极力摆脱价值意识形态的束缚，追求叙述的真实，描写历史而非重构历史。
在当下的法制史研究当中，又有计多学者认可崇尚西方的价值评价系统，对中国法律文化进行全面否定。儒学价值标准在此种情况下依然不具有独立性。而刑酷刑平则与此有一定区别，它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他看来，人类学就是对人类文化的解释，民族志就是对文化，特别是异文化的解释。[6]参见澜清：《深描与人类学田野调查》，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9] 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价值标准的迷惘，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人类学的困境。
并且，凡是刑酷之举，即为刻薄寡恩，是负价值，凡是持刑轻平，则为有德之举，被推崇为正价值。所以，我们接受西方价值标准的前提不论在何种层面都存在问题。
[3]前注[2]，许纪霖书，第206页。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逐渐分化，法繁是调整复杂社会关系的必然趋势。
具体到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律语词乃至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在形式上基本是对西方的移植。在《深描》一文中，格尔茨所想要解决的是人类学研究的价值评判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制历史和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法学研究者，价值意义具有公共性。这篇论文写作的背景有必要先做一个交代。为了建立正确的法制史评价系统，既要明确自身的价值评价标准，又要切忌脱离历史在真空中进行评价。
二、新价值评价标准的确立可能 标准的建立要以问题产生的原因为考察基点。而法律语词、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过因为内容的不同而在独立性上有所区别，它们仍要以观念作为支撑。
[7]（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摘要】如何对历史上的法制的得失进行价值评价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所必须认真对待并精准回答的问题。
而中国社会是以等级森严的家族制为基础，体现的是情义、伦理，忽视这种差别，盲目的进行移植，只会割裂中国传统的情义伦理思想，其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西方法律价值标准的正确性当下已得到确立，那么，儒学价值标准有无立足之地呢？虽然学者关于儒学文化也有进步性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此类论述却是以西方法律价值为标准来评价的，而以儒学思想是否切合这一标准作为评价的结论。
两种观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补充：法律史显示，在永不停止的变化当中总是存在不断回归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规则。然而19世纪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法律文化迅速侵占中国法律文化的固有领地，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标准的西方法治观念传人中国。其不同之处仅在评价时换上了与时事相融的词语。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学者们在观念上试图摆脱儒学的影响，却又无法逃离儒学价值标准的桎梏。
[8]对文化的真正解释工作，或者说民族志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深描。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其民族志描写中的真实性。
必须从其内部建立起观察点，从中寻求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对诸多概念有一个适当的理解。此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儒学学说之体现，反映了三代之盛，致于刑措的儒学价值追求。
进一步来说，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并非是白纸一张，相反，她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西方的观念传人东方时必然要附上东方文化的烙印，要依据本土文化的解释，对西方传人的概念予以重构。沟口雄三认为，要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并非民族的或者西方的立场，而是人类普遍性的立场，普遍性不是人们过去通常所默认的欧美中心主义的普遍性，而是不同民族、种族话语之间多元化的视野交融，是各种特殊性中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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